2020年6月7日凌晨，北京协和医院里，一位九旬老人轻轻合上了双眼。她提前写好的几句嘱托很短：不开追悼会，遗体交医学科研使用。护士翻看病历才知道，走的人叫刘爱琴——刘少奇与何宝珍的长女。
时间拨回到1927年秋，湖北汉口的一个民居内，新生儿的哭声与外头的枪炮声交织。刘少奇在昏暗的油灯下对妻子低声说了句：“形势紧，孩子得留在安全处。”即便他语气镇定，何宝珍仍听出不安。三个月后，夫妻俩按组织决定秘密赴上海，襁褓中的女儿被托付给一户工人积极分子。临别时，何宝珍不断抚摸孩子的小手，只说了四个字：“好好长大。”
动荡不肯等待。1931年冬，上海的地下交通站被破坏，何宝珍不幸被捕。两年后，她在南京雨花台就义，年仅32岁。此时的刘爱琴，早已被生活的洪流冲向别处——她的养父母因贫困，将7岁的她送进另一户人家做童养媳。
童养媳的日子艰涩。黎明前，她得先起火、打水、做饭，随后背篓上山割猪草。薄棉衣遮不住寒风，手脚常被霜冻裂开。婆婆冷眼旁观，只在门槛边丢下寥寥几粒剩饭。小小年纪的她学会了把痛苦咽进肚里。
父亲在战火间奔走，仍惦记三个孩子的下落。1938年春，周恩来将一张写着“刘爱琴”名字的便条递给他：“有线索了，在武汉郊外。”随即，地下党员付出十块大洋，把瘦弱的孩子从婆家赎出。邓颖超抱起她时，女孩肩胛骨分明，衣服却大得像空袋子。
1940年，她踏上延安黄土地。初见父亲，怯生生地喊了一声“爸爸”，刘少奇蹲下来，久久握住她的手。一家人刚重聚，新的分离又在酝酿。苏德战火逼近，她与哥哥被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。列宁格勒围城期间，每天口粮只有几颗土豆，她学会用锯条做针，给伤员缝制鞋垫。
1949年夏，她乘火车横越欧亚大陆回到北平。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，刘少奇要求女儿先补中文再教俄语。她白天在北京师大女中讲课，夜里点灯抄写鲁迅散文，半年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。交卷当天，她兴冲冲跑去找父亲，得到的却是轻飘飘一句：“还不够，眼界再宽些。”
1958年，内蒙古草原发来急电，急需懂俄语的师资与翻译。刘爱琴收拾两个行李箱，带着丈夫北上。呼啸的黄沙、简陋的土坯房、-30℃的酷寒，她统统接招；学生英语底子薄，她干脆自己编教材，手抄油印。
1966年早春，她以探亲名义回京。饭桌上，父亲剥橘子递给她：“要经得起考验。”这是最后的对话。数月后，父亲含冤去世，紧接着二哥刘允斌亦离世。噩耗叠加，刘爱琴整夜坐在窗下，泪水打湿了军被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丈夫怕受牵连悄然离婚，三个孩子由她独力抚养。
艰难岁月里，她被下放农场，日间挑粪种地，夜里给孩子们补课。有人劝她写信求情，她摇头：“组织的账总要有结果，我只管把路走正。”1979年，政策甄别尘埃落定，她调回北京，成为人民警官大学教师。
讲台上的刘老师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学员们私下传阅她自编的《俄语刑事法律文件选译》，封面都是她亲手刻蜡纸打印。一次上课，她突然停下粉笔，淡淡地说：“讲法律的人，先守良心。”一片寂静，连走廊都能听到呼吸声。
退休后，她住在西直门外一间旧楼里。邻居常见到她捧着俄文书给小区孩子补课，偶尔也去医院做志愿翻译。有人劝她多享清福，她摆摆手：“我欠人民十块大洋呢。”那张当年赎身的银票，她一直夹在日记本里。
93岁那年，病情恶化。医生建议联系遗体告别厅，她却坚持提前写好纸条：“不惊动社会，不摆花圈，不留骨灰，供医学教学。”家属犹豫，她轻声说：“人这一生，总得给后来的人留点用处。”
当遗体运往北京某医科大学解剖室，年轻医学生在操作台旁默默鞠躬。没人发言，也没有哀乐。洁白灯光下，刘爱琴的编号是一串简单的数字。那一刻，她与“十块大洋”的旧账彻底两清，把最后的价值也交给了科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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